2011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："以善代刑"制度

　　【社會問題的背景】

　　(1)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(qū)檢察院讓一名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做交通協(xié)管員，以考察其悔罪表現(xiàn)，再決定是否不起訴。目前，已有13名犯罪嫌疑人得到這一“特別待遇”。這就是正在浙江省試點的“附條件不起訴制度”，此做法觸及了現(xiàn)行法律“禁區(qū)”，被媒體解讀為“以善代刑”，并引發(fā)熱議。

　　(2)在寧波市北侖區(qū)長江路和明州路口，每天早晚上下班高峰期間，有一名頭戴小紅帽的男青年，手拿小紅旗維護著交通秩序。他叫王左，是一名犯罪嫌疑人。3個多月前，他駕車撞死一名婦女。北侖區(qū)檢察院把他安排這里做義工以考查他的悔罪表現(xiàn)，檢察院將以此對他作出是否不起訴的決定。

　　交警認定王左對事故負全部責任，并對王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北侖區(qū)檢察院。之前，王左多次向死者親屬登門致歉，并積極籌款賠付。死者親屬共得到60余萬元的賠償，其中精神撫慰金10萬元。死者親屬表示了對王的諒解。

　　“我很樂意這項工作，這是給我的一個悔過的機會�！�6月30日下午5時，手拿小紅旗的王左站在北侖區(qū)長江路和明州路口一絲不茍地維護交通秩序，紅燈亮起時，他舉起紅旗。不斷有騎電動車帶人過來，他都上前勸阻“騎車不能帶人”，行人很配合地下了車。

　　(3)自實施“以善代刑”制度的相關細則以來，北侖區(qū)檢察院已對8起案件13人作出了附條件不起訴執(zhí)行，其中交通肇事案3起，還有盜竊案、非法處置查封財產案等。

　　對附條件不起訴對象，北侖區(qū)檢察院與共青團、志愿者協(xié)會、老年協(xié)會等配合，安排他們參加社會公益活動，除做交警協(xié)管外，還可到社區(qū)、敬老院、慈善機構等作義工。

　　這個“以善代刑”的權利不是辦案檢察官個人能決定的。北侖檢察院的流程是，由辦案檢察官拿出附條件不起訴方案，公訴科全體成員集體討論決定，再經分管副檢察長同意，拿到檢委會集體討論決定。

　　“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要經過兩次檢委會，整個討論過程均同步錄音錄像。檢委會十多名成員都有意見記錄并存檔，經得起歷史檢驗。這就有效防止輿論所擔心的人情案、關系案的發(fā)生。”李鐘說。

　　在檢委會最終決定不起訴之前，公訴科要遞交對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內的評估報告。這個報告是必須根據犯罪嫌疑人是否履行相關義務，悔罪表現(xiàn)是否明顯，提出擬撤銷附條件不起訴決定或擬作不起訴的意見。

　　“附條件不起訴比較實在，是一個量化的過程，與國外社區(qū)矯正類似。也便于我們操作�！鞭k理王左案件的北侖區(qū)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官徐英杰說。

　　【支持“以善代刑”的核心觀點】

　　(1)贊同“以善代刑”者認為，對輕微犯罪實行“行善代刑”的管教措施，使其在為社會做義工時，一邊行善一邊現(xiàn)身說法，不但有利于他們自我改造，贖罪自救，還能教育和警示他人，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。

　　(2) “以善代刑”，此舉彰顯法律人性化，而“獲得了死者家屬的諒解”，有其可操作性。這應驗了古語：“有心為善，雖善不彰，無心作惡，雖惡不懲”。

　　(3)稱附條件不起訴沒有超越檢察院的職權，這是檢察權細化的表現(xiàn)。該制度本身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和化解社會矛盾，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，促進社會和諧穩(wěn)定，其嘗試具有積極意義。

　　(4)其他地區(qū)有這方面的先例。比如，在香港，有“社會服務令”和“守行為”，當行為人的違法不太嚴重，不是一定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，可以判其在社會福利機構提供無償?shù)姆�務，或者在一定時期內對其行為進行管束來完成其改造。

　　【質疑“以善代刑”的核心觀點】

　　(1)質疑“以善代刑”者認為，檢察機關以當義工來為犯罪嫌疑人脫罪，不僅沒有法律依據，也不符合刑事訴訟的原則。檢察機關沒有權力對刑罰的方式進行創(chuàng)新。

　　(2)“以善代刑”無法律依據，這是檢察機關要權力，侵犯法院審判權，是越俎代庖，會導致權力濫用，為有錢有勢人開脫，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相違背的。行善多少可以在量刑幅度上進行把握，但不能取代刑罰。

　　(3)從目前的司法實踐看,“附條件不起訴”還面臨很多難題，比如，如何讓其師出有名，如何合理地界定“附條件不起訴”的適用對象、范圍和條件;為防止檢察機關濫用起訴裁量權，應當如何設置合理的制約、救濟制度，如何對“附條件不起訴”進行有效監(jiān)督等等。

　　(4)實際上，戴斌老師認為“以善代刑”這種悔過方式的紕漏也是顯而易見的：這種“勞動”不具有純粹性，義工們可能是麻木的或者有目的性的。我們能看到有人表現(xiàn)良好、深受教育，但其實這可能出于制度規(guī)章，或者說被當做規(guī)避起訴的工具。因此，“附條件不起訴”的進步性雖然是值得贊賞的，但這絕不可能成為忽略其“潛在風險”而執(zhí)意實施的條件。在這種思維上，我們可以從“思維上”贊成“以善代刑”的解讀，但是，往往“進步性”契合不了“時代的步伐”和“群眾的覺悟”。

　　(5)悔罪或代罪立功，只能作為量刑輕重的參考，而量刑審判本是法院的職責，檢察機關不可越俎代庖。“附條件不起訴制度”有違公平公正，倘若做交通協(xié)管能免去牢獄之災，交通肇事者一定爭先恐后去當志愿者。然而人心隔肚皮，我們如何去判斷犯罪嫌疑人是否悔罪，又如何鑒定其不再危害社會?光靠考察、評估是無法洞穿其內心世界的，檢察機關再火眼晶晶也有霧里看花的時候，而此時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，讓犯罪嫌疑人僥幸逃脫免于刑罰，不僅起不到教育警示的作用，而且助長了社會不良風氣，其本身是對法律的一種褻瀆。

　　(6)總體上看，目前對“以善代刑”，還是反對聲音占多數(shù)。中宜教育的戴斌老師認為，其實從出發(fā)點上看，“以善代刑”似乎很契合“和諧社會”的構建原則，但是從執(zhí)行的角度看，由于“洞穿人的內心世界”幾乎是不可能之事，從這個角度看，有善良的“做義工”的行為，卻不能保證一定要善良的“做義工”的“動機”。而這個，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了。